蒐藏是為了保護珍貴的科學、文化遺產,為研究、展示與教育提供資料。它是一項嚴肅的基礎科學工作。因此,在得到實物的同時,還必須有完整、翔實的各種記錄資料。記錄是否完整、可靠,直接影響文物與標本的價值和功能。博物館的實際工作中常有忽視記錄工作的事發生,往往因記錄草率馬虎,使文物與標本降低、甚至於失去價值,成為參考品。正因為如此,每個參與收集各種蒐藏品的工作者,要把「記錄的完整、翔實與可靠性」,放到與收集實物同等重要的地位。
博物館收藏社會文化生活的見證物 (標本器物),是物質文化保存與維護工作被視為不得已、但較合理的場所。近年來博物館新觀念中,要求館務活動有文化傳遞、互動、思想啟蒙的積極功能。人與文化的觀念,藉由物的研究而有更具活力的發表。研究「物」的興趣與理論,也正從博物館和大學中復甦 (Pearce 1989, 1990)。
除了來自於自然的破壞、戰火的摧殘之外,臺灣南島民族的標本流落於海外者,以日本的天理大學參考館、東京大學、大阪民族學博物館等處為多。為了配合日本殖民政府的南進政策,其時日人的蒐集顯然是較有意識與步驟,戰後又挾其經濟力大肆收購,雖未能得知其詳,卻可推測必積聚不少標本。光復後,國內雖然未有明確的政策,支持文物及其他非書資料入藏管理的積極有效的方法,幾個研究教學機構,也有下述的標本收藏品、錄音帶、錄影帶、照片、畫片、模型、古文書與出版品。茲簡述如下:
(一)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博物館:由凌純聲先生創立於民國45年的民族學研究所標本室,至民國67年7月改稱「凌純聲先生紀念標本室」,78年6 月改制為「民族學研究所博物館」,根據所方所出版的《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簡介》所列具體的發展目標有: 一. 配合研究調查,持續進行計劃性的標本及視聽資料的蒐集。二. 從事專業化的管理與維護。三. 建立學術化的標本及視聽資料檔案。四. 以標本及視聽資料配合支援學術研究。五. 規劃展示案為研究參考,並開放為普及教育之需。在收藏方面,至81年止應有約6000件包括臺灣南島民族。臺灣漢人、臺灣考古、大陸邊疆民族、大陸漢人、環太平洋區、非洲等地的標本,以及相關之照片、宗教儀式影片、錄影帶、錄音帶。出版有「人類學家的博物館」簡介圖錄一冊。 (二)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數年來已收藏兩千餘件南島民族標本,有關鄒族、排灣族、魯凱族、布農族為主之宗教儀式與社會文化生活幻燈片、照片、錄影帶、錄音帶。目前的收藏重點為臺灣南島民族標本與漢人宗教器物兩大項,並開始有積極的博物館運作 (參閱 王嵩山 1992)。(三)臺灣大學人類學系:民國42年到53年之間,標本為田野工作時所獲得,53年之後,因缺乏購置標本的經費,搜採工作停頓。目前除擁有約一千三百件標本外,另有宮本延人等於光復前所拍攝之" 臺灣南島民族照片檔" (參閱 王嵩山 1987)。(四)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該處以臺灣史前文化和南島民族為主要對象,目前已收購一千二百餘件南島民族標本。(五)臺灣省立博物館:除了5199件臺灣南島民族標本收藏外,另有岸裡社頭目遊樂圖 (乾隆12年), 岸裡社頭目墩子像 (乾隆12年),新港社頭目肖像,新港社頭目妻肖像,岸裡社頭目邸宅模型,蕃人給與票與古文書,臺灣蕃界地圖,高山族人種分佈圖,乾隆年代臺灣土番俗圖,與番人風俗繪圖等。(六)政治大學民族學研究所:早期收藏570餘件標本已另闢收藏室。(七)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照片與文獻資料,包括番社采風圖彩繪12幅,臺灣內山番地風俗圖彩繪24幅,諸羅縣志卷首番俗圖版印10幅。(八)臺南市永漢民藝館:永漢民藝2000 餘件藏品中,部份是山地文物。(九)其他:如臺中市文化中心規劃中的臺中市「臺灣民俗文物館」(文英館 )中,亦有臺灣南島民族文物的收藏,其中包括了早期平埔族的標本。
前述幾個機構的南島民族文物之收藏計約12,000件,如果包括登錄不善,以及廣佈於民間收藏家的收藏品,則目前現存於臺灣的南島民族文物收藏,應在20,000件左右。這些文物由於目前一般人只著重在保存整體工作中的收集(collecting),忽略同等重要的維護 (conservation)、登錄管理 (registration )、以及更進一步的研究,而使保存的成效不彰。
脫離了社會文化脈絡與歷史情境的標本文物,見証生活痕跡與族群思考方式,是不可替換取代的資源 (irreplaceable resources )。配合社會文化體系的認識, 管理良好的標本文物,可以做為科學研究、具啟發性教育展示的例證。換言之,通過對過去的掌握與來自過去的想像之刺激,我們察覺未來之道的可行處 (王嵩山 1991 )。但是有關這類標本的研究,活力雖然正自在英美復甦(Stocking 1985, Reynolds & Stott 1987, Pearce 1989),卻尚未真正影響臺灣。因此也就無法真正的瞭解其「知性」與「物性」的知識,隨之而來的教育與展示活動,也因此未能具有刺激思考人、文化、自然之關係的作用。
在博物館的運作之中,對於各族瀕臨消失邊緣的文物,除了收藏必須有整體性及系統性的考量之外,這方面的收藏管理機構,有待解決的問題是收藏與展示預備及製作空間需求的增加,收藏與管理經費的籌措,蒐藏、管理、維護、修復方法的改進,並建立各機關間互通網絡。或至少應考慮如何使博物館內的收藏品,以圖錄或其他方式編纂,增加蒐藏品的「可用」與「可及性」。其中「可用」的層面,由於標本是被「抽離」於其社會文化體系,而牽涉「再脈絡化」的要求;更牽涉使其轉化出對當代生活具有意義、增加知識上的瞭解之功能,而能形成知識與物質形式上的「再繁衍」(reproduction)。這種情形也見之於地方文物館與國家公園或風景特定區管理處的企圖之上。
各地方上簡單且小型的文物館,可以協助文物的蒐藏與展示,特別是在保存與呈現地方性的特色與獨特的發展史上,可以獲得較好的成果。近年成立的國家公園,則因其具備獨有的生態與南島民族族人文資源,可以做為文化保存的一個重要基址,傳統文化在此較易自我抉擇的與原有生態和社會制度相結合,各族人士也較容易接觸到其所擁有的文物。這些機構可舉例如下:(一)屏東縣立文化中心規劃中的「排灣族雕刻藝術館」。(二)臺中縣立文化中心「編織工藝博物館」以泰雃族編織為重點之一,文化中心並曾根據泰雃族文物展示,出版臺中縣和平鄉泰雃族專輯(1987)。(三)國家公園中由於也有將南島民族族的部落劃入轄區者,因此也注意到在公園內的原住民文化,例如: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錄製泰雃族、阿美族「人文之音」兩卷,玉山國家公園出版「布農族之歌」,以及布農族東埔社的學術研究論著三卷。(四)東部海岸風景特定區管理處,成立後試圖將阿美族的文化,特別是歌舞意象與情感豐饒多彩的豐年祭,納入營運的體系中。
雖然如此,這些單位無論從蒐藏標本,保存文物或提供休閒等標準來看, 對待文物的態度,對文物原處於更大社會文化、有其獨特的意義的觀念,沒有正當的建立起來。例如,由於文物館還是被抽離於原有的社會文化而成立,這些相關單位組織與社會資源未必有利於該族群;承辦人或整個社會,因不瞭解或專業能力不足,不明白成立這些機構的真正要義所在,往往只有聊備一格的心態,將之視為官僚行政在執行「文化建設」時的一小部份工作,更使得蒐藏品的價值大打折扣。
臺灣私人收藏因近年民間經濟力的蓄積、文化商品化及藝術創造的原始主義取向等幾個因素之刺激,而蔚為風潮。與漢人文物的收藏與發表相比較,雖然數量上較少,但總有這方面興趣的個人,從事少數民族文物的收藏;包括藝術家、企業家與古董商的私人收藏,其收藏的目的與所產生的結果差異極大。 例如:(一)陳正雄 (臺北市臺灣原始藝術館):收藏約千餘件,民國67年曾出版「臺灣原始藝術精選集(第一集)」。(二)企業家林添如(臺中縣豐原新萬仁美術館):由臺中縣立文化中心協助出版「哲如館輯萃」。(三)簡福源(烏來山地民俗文物館):民國63年成立,收藏約1300餘件。(四)原名臺灣民藝文物之家(Taiwan Folk Art & Antique House )的臺北北投文物館,成立於民國73年10月,有南島民族文物收藏並出版「臺灣民間藝術」圖錄一本。(五)臺北市古都民藝公司:南島民族文物收藏。(六)企業家徐瀛洲:除了從事雃美族之調查外,徐氏最具代表性的收藏為約近3000件的排灣族大、小型木、石雕刻標本,曾由文建會補助出國展示,並計劃設立「私立臺灣原始藝術館」。(七)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林迺翁文教基金會,成立博物館並進行與臺灣大學、美國柏克萊加大、日本東京大學、荷蘭萊登大學、英國牛津大學展開合作計劃,博物館1994年6月開幕。(八)除了上述之外,現有私人收藏山地文物者如下:臺北施翠峰、顏水龍、陳澄晴、王東白、江韶瑩、張木養、臺中蔡篤志、黃金德、陳健煌、屏東孔昭興、高業榮、劉活、花蓮吉安鄉黃阿卿、臺東黃順義。
私人收藏因玩賞興趣轉換、或將文物視為商品轉售營利等因素,陸續出讓( 例如黃金德、孔昭興、蔡篤志、高業榮、黃順義等人將標本售與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有時更因其具備市場價值,而真假參雜、難以正確掌握;而且,除了徐瀛洲、黃阿卿、江韶瑩等人的收藏之外,大致都缺乏相關、足資佐證標本知識的資料。因此,若要使這類私人收藏標本發揮作用,更必須花費極大的專業力氣求其「再脈絡化」。其收藏管理的方式也較專業博物館為粗略,較易造成對標本的損壞 ( 例如蟲蛀、霉害、崩裂、水漬、風化、紫外線傷害等 )。唯私人因資金運用靈活, 敏於文物流通消息,使他們在自發的收藏個人有興趣的標本以及發掘有市場價值的文物時,主動積極,未若公家機關層層傳報或非專業掣肘而坐失時機。
在幾個文化保存的形式之中,文化村或園區的設計,有助於以「脈絡」、「整體」的方式展現文化現象。目前此類展示臺灣南島民族民族的場所有二個,分別代表政府與民間對待少數民族的態度與基本方式,也顯示出個別的缺陷。(一)九族文化村(Formosan Aboriginal Culture Village):做為商業經營的九族文化村,以仿製木雕及根據日據時代千千岩助太郎1937年至1943年之調查所復原的各族建築展示為主,邀請各族長老參與建構,並經常有來自各族的表演,以及族與族之間的歌舞比賽活動。62公頃的園區中, 除了依九族分村展示外,雖有表演館與文物館的設置,文物的蒐藏並非此文化村的重點工作。(二)山地文化園區(Taiwan Aboriginal Cultural Park):民國70年由中研院民族所完成規劃報告,74年10月成立臺灣山地文化園區籌建委員會,75年11月管理處成立,76年7月18日完成第一期開放,77年7月第二期開放,完成九族四區傳統建築聚落文化及其他綜合設施的展示,總面積達 82.65公頃。到目前為止,原規劃中相關的視聽館、工藝館、文物陳列館、生活型態展示館等,均尚未成立,直接削弱園區整體配置所可能達到的功能, 也使其展現在外的資源,沒有強而有效的後援 (如資料庫、專業研究、展示規劃人員、教育人員、技術人員) 的支持,唯初步已有百餘件未有收藏政策支持的收藏品。
由於商業取向的關係,九族文化村構造極多不屬臺灣少數民族文化生態的事物,以及經改頭換面的歌舞展示與文物販售,真正的少數民族社會結構與文化價值的要點,在此處沒法得到參觀後的啟發。而省政府設立的山地文化園區, 雖然經由中研院民族所專業的人類學家與建築學者從事深入規劃,期待它不只成為休閒遊憩之所,更要成為南部少數民族研究與資訊的中心;通過有系統的研究設計,來帶動互外博物館的整體展示、社教活動等功能與目的 (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1981,1982)。但到目前為止,其整體的規劃未見落實,營運也遭遇極大的困難,要期待其通過形的展示達到社會體系、技術體系、觀念體系之傳達,尚有待努力。這方面的不能成功,不但顯示出南島民族文化的邊緣特徵,也牽涉到整體的經營,與目前一般人在面對文化的基本知識與態度。
除了上述各機構之外,尚有嘉義吳鳳紀念公園陳列館,嘉義阿里山高山博物館等,收藏的標本與圖片資料較少。
|